Overcoming Law（1995），P．195． [48]见前注[34]。
在法学界，专门著有司法政策论著的学者，对司法政策的概念界定则多种多样。基本缘由：一在于法无据。
可以说，依法定司法政策问题在法律上明确地解决了，则司法政策法治化的前一问题大体上就迎刃而解了。经由前文可知，我国实践中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明显多元的，但在法律上，并未见到明确这些主体拥有政策、特别是司法政策制定权的具体规定，从而在形式上存在司法政策制定主体权限之法律根据不足的情形。......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不能制定司法政策。与此同时也表明：首先，司法政策这一概念尚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五）地方立法机关能否制定司法政策 根据我国的司法体制，对此应予以否定的回答——即使地方立法机关拥有地方立法权，也不能制定司法政策，哪怕地方司法机关对地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也不能为其制定司法政策。宣布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体系化与普遍化命题的完全破解与相应理论、制度进程的终结。
护卫者伦理在哲学上来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理论，但却可以一般化建构为对美德共同体成员的道德要求。党内法规同样不能过度干预党员的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从实质合法性来看，党内法规必须确认和维护党的领导的规范真理性和实践正确性，也就是说党内法规不能仅仅满足于形式合法性，还必须积极符合社会主义的真理教义及党领导国家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正确性，在真理符合性和实践正确性上持续寻求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这样才能确保执政权法定化的实质标准和先进性要求。因为邓小平在1978年就明确指出过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党的领导权威需要理性和制度化展开。
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直接出现了党内法规，体现了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党内法规地位与作用的凸显和导向。
另一方面则指向依法治国从形式到实质的法理更新和治理功能的深化，法治不能局限于西方式的形式法治和司法治理，而是融贯性的全过程治理，是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定位及其实现。其三，贤能民主制的混合治理模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党内法规制定权和备案审查权在规范构造和制度设计上是偏向于为党中央保留充分权力和决断余地的，而并不是如同国家立法法范畴的权力配置和规范审查模式那样。在公共危机与内外斗争中，共产党员的责任优先甚至牺牲优先，就是来源于这里的义务优先原则。
此外，党内法规体系中严密的义务设置、反腐败的纪律检查制度以及对党员个人的全面约束和建构，还可从法家主义的秩序理性及共同体动员理论中获得启发和支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是百年党史的第三个决议，是新时代之历史与理论展开的里程碑。将党的自身治理与国家法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思考和建构，显示了党的政治成熟和对法治根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2021年7月，中共中央法规局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权威文件，对百年党史中的党内法规之概念、规范、功能与体系进行系统完整的梳理和建构，并对未来的党内法规体系进行规划与展望，其结尾的理论定位中提出：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三，党内法规体系定性为1+4的框架体系，具体包括1为党章，作为根本法规，4为具体法规，即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第三，党内法规的法价值取向是义务优先、护卫者伦理、群众路线基础上的人民精英代表的整合形式。
其二，四项最重要的纪律是之前的革命领导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具体是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什么中央在建党百年之际宣布的是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而不是一种充分完善的终结性宣言？我想这里面不仅仅是存在一个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尚有余地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互动尚有空间的问题，更是由于整个党内法规学的法理学基础及其普遍化命题并未获得特别充分的理论解释和制度解决。
因为如果党员个体无尊严，无独立人格，整个党组织也不可能真正神圣和先进，其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是道德可靠和政治可信的。党内法规的体系是从党内法规概念化及其革命、建设、改革的治理任务的复杂化过程中逐步思考和建构起来的，是党的建设系统化成果的重要面向。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五大体系之要素，受到国家法一般精神和党的领导之规范精神的塑造与指引，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范再定位和制度体系建构的结构化图景与前景。二是在习近平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上全面系统总结建党一百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以全面继承和发展既往历史决议精神并体系性建构新时代指导思想框架的方式，同样是在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从而确保了三个历史决议内在精神与治理功能层面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创新发展属性。其一，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方面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最典型的党内法规，以及其他相关党内法规共同规制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行为，这些涉及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具体制度化，在我国国家治理中有着关键作用。在历史决议的综合体系中，党内法规体系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制度方法，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保障要素，是党的领导理性化、制度化与程序化的合逻辑展开。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被称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与民族复兴新议程的标志性政治文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法规的定位和期待，显示了对党内法规之法理学与制度体系继续探索和深化建构的理论节制性和规范愿景。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及1982年宪法的规范性保障和指引下，党内法规在具体数量和规范质量上均有较大的提升，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规范性互动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制度经验。
第二，党内法规的合法性区分为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党内法规因其制度逻辑和政治使命而不得不设定为义务优先，但这是否意味着党员权利不重要或者党员受侵害无法正当救济？显然不是。
重视历史经验在国家规范治理与实践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既是中国古典治理体系中以史为鉴之学术与政治传统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依法治国的全面性法理自觉和制度行动主要是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展开的，执政党通过对法治建设与党的建设的理论检讨，以政治决断的意志和开放性展开了法治系统的重新构造，将党内法规体系予以规范性接纳并投入极大的国家制度建设资源进行法规清理和大规模的法规制定，这才有了在2021年建党百年时刻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重要表现和重要依据。其四，党员权利与人格的规范保护：制度现代性的底线。
党内法规必须同时具备合党章性、合宪性与合法性，才能符合党的领导的宪法地位与规范正确性。第一个历史决议为中共七大的顺利召开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共识和思想基础。
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分为法规条文的形式规范性以及实质价值性。尽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规范双轨制的紧密互动尚未达到法理和制度程序上的有机统一，但党内法规借助国家法律体系一般格式而展开的自成体系的规范构造运动及其系统化成果，却成功完成了依规治党的原则确认和基本法规配置，从而在党建指导思想与治理方法层面初步实现了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完整覆盖与协调治理，这在党的建设与治理历史上是一次显著的制度革命。
尽管党内法规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差异性和需予尊重的价值和实践层面的区分。政党在其中属于社会组织，不是国家权力机构，即便是执政党也只是将其政治代表输入国家机构，以国家法律体系为中心展开权力竞争与政策博弈，并不存在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对接的治理体系构造问题。
党内法规要调整和塑造先进党组织和先进党员，其规范整体在法价值取向上锚定于义务优先，而不是权利本位，这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最本质的法价值差异。在改革开放的法治道路探索中，依法治国的全面性内涵及其制度展开是非常晚近的，对法治的理论聚焦和制度建设长期限定在国家法范畴，这种理论处理和制度化的方式造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限缩和功能抑制，也隔离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应有的规范联系和体系性互动。换言之，党内法规的实质合法性塑造党的领导的灵魂，而其形式合法性塑造党的领导的一般规范性，二者之叠加整合才能构成完整而科学的党的领导体系。无论是从法规数量，还是法规类别来看，党内法规已经基本完整覆盖党的组织、领导、自身建设与监督保障的主要领域，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环节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法规调整和理性重塑。
其三，在纪律约束之外，党的建设还必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这种详细规范可以填补已有纪律规范的漏隙和不足，以其详细和严密的性质作用于党的领导过程，是党的治理规范化的重要进步。就党内法规的体系化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基本制度建设思路是借鉴国家法的成熟经验，制定党内立法法来规制和调整党内法规的制定、解释、执行和备案审查：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2012/2019）。
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这就设定了党员权利与人格保护的制度现代性底线，从而使得党内法规与一种权利的现代性逻辑能够可沟通与可兼容，防止以美德和义务的夸大和实际负担破坏党员个人独立人格及其民主权利，从而在党内造成一种与党的历史使命和为人民服务本质相悖的政治异化。
基于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党内法规对执政党行为的调整及其在国家治理上的规范效果，就得以合法化。法治国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具有其合理性，是按照法理官僚制的权限主义逻辑进行的韦伯式理性国家建构，尽管这种理性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紧急状态权与宪法专政的制度余地。
